生活在香港這片被歐美文化深深影響著的土地，我對伊斯蘭的認識是從何說起的呢？
二零零一年，阿爾蓋達對美國發動九一一恐怖襲擊，經濟商貿命脈雙子塔被毀於一旦，死傷慘重，國防/軍事的大腦五角大樓亦差點被夷為平地。自此以後，恐襲的主腦拉登成為了美國的頭號通緝犯。根據情報機關的線報，拉登在九一一後匿藏於阿富汗。於是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要求阿富汗政府交出拉登，但阿國政府偏偏不肯就範，並理直氣壯的解釋道：“拉登為我們的客人，根據伊斯蘭傳統，主人家（阿富汗）需要禮待賓客（拉登）喔。如果我們將拉登交給妳們，這可違背了我們的宗教傳統，是大大的不敬噢（？！）”好不弔詭的理由，真的不知該盛讚伊斯蘭重敬重禮的美德，還是欣賞阿富汗領導人傲骨的氣節，美國眼見最後通牒被看成小菜一碟了，便一枚枚炸彈轟下來... 乖乖不得了，美國大概還未意識到，她們剛挑起了一場挖空其庫房的戰役。
那時的我讀中六，十七嵗，對伊斯蘭的認識是：“伊斯蘭 = 傲骨的恐怖份子。”
一年後，喬治布殊發表了邪惡軸心國論，兩大老牌伊斯蘭國家伊拉克和伊朗分別被標簽了。如果阿富汗還健在，大概也會被相中吧？喬治布殊或許覺得中東只有阿富汗一條戰線有點零寡，彷佛想讓炸彈在中東多飛一會，終於，等到二零零三年，美國以解除伊拉克的大殺傷力武器為理由強攻伊國 - 儘管開戰的真正原因是顯然易見的了，不贅。往後的日子，反恐和解除大殺傷力武器成為媒體主要報道的項目。例如《TIME》，那段時候每期的封面故事都離不開反恐、阿富汗的巷戰和搜查大殺傷力武器的進度。面對著排山倒海的負面報道，“伊斯蘭 = 恐怖分子”的印象反而沒有在我的腦裏植根，相反我開始懷疑媒體是否嘗試營造著一種洗腦式的宣傳（還是propaganda這詞語最貼切），用以將伊斯蘭與恐怖兩字挂鈎起來。
大學時代，二十嵗，熱血沸騰，對媒體就著伊斯蘭問題所報道的客觀性開始抱審慎懷疑態度。
過了幾年，投身社會工作，既迷惘亦營役，漸漸忘卻對周遭事物的感知。慶幸自己還酷愛讀書和旅遊，工餘時唸唸書，想想往哪裏背包，確實能為疲累的靈魂和肉體振作一下。二零零八年，我計劃在秋天到北印度背包，故從春天起便對印度歷史、文化、宗教和藝術等方面做資料搜集。讀到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在印度大陸上長久以來的糾紛時，我開始對伊斯蘭這個文化體系產生濃厚興趣，尤其是在近代歷史上，經歷過大小的戰爭、血洗、騷亂和革命後，伊斯蘭好像長期處於一種被高度抑壓的狀態下存活著地球上似的。她愈是被抑壓，世人對她的理解就好像愈是扭曲和偏激，這是甚麼一回事呢？同年，我讀了兩本由某位阿富汗作者所寫的小説，《追風箏的小孩》和《燦爛千陽》。 如果說《一百萬零一夜》和《六個嫌疑犯》是以大觀園的方式讓讀者認識千奇百詭的印度的話，那麼《追》和《燦》就是用最貼身的角度去描述當代伊斯蘭人在阿富汗生活的辛酸、悲哀和無奈。
二零零八年，二十四嵗，經過印度之行，讀過兩本教人動容的伊斯蘭小說後，我對伊斯蘭文化的興趣遠比金融海嘯要高。
“宗教是一種源於生命融於生活的玩意兒”，要認識伊斯蘭這個宗教文化體系，除了從書本互聯網上搜尋有關資料外，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親身到該處走走，近距離的接觸一下伊斯蘭人，跟他們聊天相處，去感受一下他們對宗教和生命的熱情，並用最無尤的心，去準備乘載更大的智慧，去迎接更多悸動的體會。
二零一零年，我決定去伊朗旅行，輕裝上路，帶同自己的感官，親往當地感受和認識真正的伊斯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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